鐵皮鼓讀后感（通用5篇）
1. 鐵皮鼓讀后感 篇一
《鐵皮鼓》的主人公奧斯卡就是一位有特異功能的小孩，聲音能震碎玻璃，哪里不爽吼一嗓子，玻璃杯、窗玻璃、燈泡全都能報銷了。這項特異功能一向到他30歲才逐漸喪失。
如果把這部小說完全看成歷史和政治的隱喻是不公平的(即使能夠說得通)，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一部寫給大人的長篇童話。童話當然是帶有奇幻和吊詭色彩的。其實我想說是魔幻現實主義，但我只看過莫言，沒看過馬爾克斯，不敢輕易下這樣的結論。
我是用Kindle的PDF影印看完此書的。用Kindle的缺陷就是無法自由標記，細讀中引起的感想只好放棄或者零星散落在便簽。閱讀過程其實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創作，這個過程會激發起無盡的聯想力(非想象力)，將生活中遇到的事件、看過的書籍、甚至是個人性質的暢想統攝到感性思維升起的時刻。我大概一個多月之前看完的這本書，由于沒有細致的標注和筆記，只好借助便簽的只言片語來恢復我當初閱讀的真實感受。
開始看的時候，并未注意到版權頁的字數。之后看到450000這個數字，直接想放棄不看了。但不到一百頁的時候，我就被故事吸引了。等到將近看完，又有幾分舍不得、不想看完，不然這個會特異功能的侏儒就要不陪我玩了——一種內心自知即將走向終點似的悵然若失，不知你在閱讀時可有過同感?
將格拉斯稱作“德國的莫言”是我的獨創，是我即將恢復文學自由身的自由。將二人放在一齊，自然有我的理由。如剛才所言，我不會說得那么復雜那么充分(沒時間也懶得費事)，只把一個多月前模糊的感性閱讀印象作稍微書面化的呈現。
一、缺陷或傻子的視角
“諸君請勿問我是從何得知這一切的。奧斯卡當時差不多樣樣事情都明白。”
“之后，大家都在談論這件事。音樂家邁恩明白蔬菜商的種種事情…”
敘述者站在第一人稱的位置，而為了敘述的方便，不得不重拾全能全知的視角，但“我”與“全能全知”是矛盾的，怎樣辦呢?作者狡猾地以一種看似“魔幻”“吊詭”的口氣直接說出“我”的名字，頗為無賴。莫言在《豐乳肥臀》《檀香刑》中沒少用這樣的技巧。
上官金童成為乳罩專家，奧斯卡成為繪畫裸模，其實這些有缺陷的主人公擁有自卑與自戀的雙重身份意識。我早在大學時就對傻子視角感興趣，表面上傻子迷迷糊糊，血肉里卻是聰明之極，往往敘述者還會對這種自以為是的聰明洋洋自得，比如阿來《塵埃落定》中傻子所想的這段話：
我突然明白，就是以一個傻子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也不是完美無缺的。這個世界任何東西都是這樣，你不要它，它就好好地待在那里，持續著它的完整，它的純粹，一旦到了手，你就會發現，自己沒有全部得到。
這就好比作者的宣言，傻子視角雖好，但往往需要凌駕于“我”之上才能到達敘述的完整。
這種缺陷或傻在一些特定場合卻能產生驚人效果，是心智正常、身體健全的人所達不到的。《鐵皮鼓》有一次是奧斯卡與護士在公共場合跳舞，盡管奧斯卡是個“古怪”的侏儒，但詳細描述舞姿以及由于身體缺陷帶來的驚險動作，但是最后最后是“有了觀眾”“聽到了驚呼聲”“回到座位上時，還始終有人在鼓掌”。這種缺陷與成功的反差不禁使人想到《聞香識女人》中艾爾帕西諾跳舞時氣質的優雅、動作的嫻熟，《盲探》中劉德華的那一段舞步絕對受到了《聞香識女人》的啟發吧。
二、多情女人多情郎
看看《豐乳肥臀》的女人們，命運的杯具賦予她們堅強的性格，但在男性話語主導的社會，收獲的卻是不對等的感情。《鐵皮鼓》的兩個最重要的女性主角母親阿格奈斯與瑪利亞，都與不止一個男人發生感情糾葛。當然不是說作品中出現這樣的情節就拿來放到一齊比較。而是按量化來看，莫言是熱衷于敘述這樣多情的主角的。我沒看過格拉斯的其他作品，但是《鐵皮鼓》人物的感情之熱烈，讓我想起以前看過的獲過法國龔古爾文學獎的羅歇·瓦揚《律令》，對于感情，有一種野蠻的強力涌動在人性的地表。
女性主角是個大方向，感情線索也值得考究，仔細揣摩會有很多話能夠說，但說多了，好像又成了車轱轆話。
緊之后想說性或性器官的頻現也是二人能產生聯系的元素。大概是對女人、感情而起的濃烈而不可自持，所以經常在作品中肆無忌憚地抖露私貨一樣的性暗示。在這一點上，不少作家還真是構成了獨特的個人氣質，比如茅盾的“乳房”，馮驥才的“金蓮”，初讀就留下了深刻的感受。
三、泥沙俱下的敘述語氣
敘述語氣是我自己發明的詞語，真正的文學評論者大約是不會這樣說的。但我總覺得《鐵皮鼓》中洋溢著一種信馬由韁的語氣，或者叫腔調。這在我閱讀莫言的《豐乳肥臀》時有相似的感受。“泥沙俱下”這個詞是我同學在課堂上提出的對莫言的評價，我覺得極恰。據說58萬字的《豐乳肥臀》八十多天就完成了，所以感情是飽滿的，但是語言上欠收拾，不簡潔、弱化語言美感幾乎是繞不開的評語。《鐵皮鼓》以地點的不同共分三部分，每部分再用十多個小標題來組織。由于新人物中有舊人物的影子，那么在說到新舊人物共同經歷的事情上就必然陷入不厭其煩地反復敘述之中。有些重復是創新，但是弱化審美的重復還是少一點好。
尤鳳偉《一七》采用類似的結構，也有很多相似的主人公感受性語言，說得好了是復調是交響，說得差了就是雷同與重復。其實太長的長篇都會出現反復言說，尤其是不必要的重復，有沒有想到《平凡的世界》?
但《鐵皮鼓》的語言也有心酸的幽默(我發明的詞)，這是在閱讀中間隔幾頁就能發現的。舉個例子，把死人在地底下的腐敗說成“分解自己”，當時我就有一種異樣的感受，這是怎樣的一種修辭呢?是雙關還是戲謔?其實書中有不少這樣的言語，以至于譯者思考到外語國家的人群可能體會不到其中的妙處，不時用注釋來解釋原語言的內涵與用法。即便如此，我想，也不能完全展現原文語言強大的本土性。這就像我一向認為《圍城》被譯到國外，但其中的中文限制的幽默能被發散出十之一二就不錯了吧。
就在我這篇讀后感寫到中途的時候，突然想到別人是否已經注意到了莫言和格拉斯的可比性?于是以“格拉斯”“莫言”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搜索全文，得到了驗證。看來這一次我的感性閱讀感受還是有可信度的。
當然，這篇讀后感或許能夠按照學術的要求來結構來謀劃，比如題目寫成《現實的貼近與分裂：論莫言與格拉斯的敘事》，依次分為幾個小標題，每個小標題開頭結尾的論述部分必有一些文學理論或者西方哲學的理論強調……我不是否認一切論文的功用(相反，一篇優秀的論文令人著迷)，而是我覺得這樣很累(可能是劣質論文太多了)，不用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論據，就明顯能看出這么個東西，收獲到知識性或者美學性的情感，何苦勞己累人呢……
是的，我將恢復文學自由身了，所以放肆了起來。
2. 鐵皮鼓讀后感 篇二
這本書寫什么?寫一個傻子。《塵埃落定》也寫傻子，那是個傻子加先知;莎士比亞寫了若干傻子，統統是傻子加智者;《喧嘩與騷動》也有個赫赫有名的傻子，傻到沒個性，讀者很難“角色代入”;《狂人日記》的傻子，則完全是作者的傳聲筒。《鐵皮鼓》的傻子怎么樣呢?那是個非常合我心意的傻子，幾乎和《塵埃落定》的傻子一般鐘愛。奧斯卡，侏儒，鐵皮鼓手，是個傻子加撒旦。
君特·格拉斯長于大戰期間，同期涌現的文學大師非常多。奇怪的是，《鐵皮鼓》沒有歷史的“現場感”。最近也在讀埃利亞斯·卡內蒂的三卷本自傳，有所比較。這位用德語寫作的歐洲作家，同樣生于20世紀初。大戰開始時，卡內蒂還是孩子，有個強大的保護者——母親。他回憶中的戰爭，沒有戰火，沒有死亡。卡內蒂只關注自我，精妙而不厭其煩地將自己層層剝開(這才是真正的“剝洋蔥”)。然而，這個緊緊圍繞“自我”的小世界，不斷吸附周圍事物，不斷擴大，使一切隨之旋轉。這種磁力和能力，給所有喋喋不休的私密敘述，賦予了宏大意義。有人說卡內蒂的自傳，虛構多多，那又如何，至少戰爭爆發時，他那廂勾勒幾位身邊的平常人，我這廂立即聞到了銷煙。《鐵皮鼓》的奧斯卡也經歷戰爭，君特·格拉斯替他枚舉數據史料，描述死人、傷人、在戰爭中失去孩子的人，甚至讓奧斯卡親歷波蘭郵局保衛戰。但作為讀者的我，仍沒有“現場感”。我——作為讀者，被禁錮在奧斯卡3歲的身體里了。這不是敘述方式的問題，《塵埃落定》也傻子視角，但有歷史現場感;《大師與瑪格麗特》也夸張荒誕，也有歷史現場感——甚至有著作者布爾加科夫的血與肉。
相比之下，俄國人寫作像在掏心掏肺，想想陀斯妥耶夫斯基，想想帕爾捷斯納克。讀《日瓦戈醫生》時，我不僅看見戰爭，還在親歷戰爭。而德國人君特·格拉斯——擅于運用匠心的、知識分子寫作的君特·格拉斯，卻是那么不動聲色。我看不到血，聽不到炮火，感知不到奧斯卡的身外在發生什么，只有那個聲音——平靜、冷酷、乖戾的，是奧斯卡也是格拉斯的聲音，順著一條平緩的甬道上升。這種寫作風格，正是我想象的制造“納粹事件”的君特·格拉斯可能的風格。但在《鐵皮鼓》面前，“納粹事件”一點不重要。因為君特·格拉斯本人如何，一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塑造了小奧斯卡!
這部作品中，戰爭不是主角，而是背景。真正的主題是人類靈魂的一次漫游。像典型的歐洲知識分子寫作那樣，這部層次豐富的作品，離不開希臘和希伯來兩大傳統，有神話原型如弒父，也有上帝與撒旦。事實上，撒旦是奧斯卡的一部分，奧斯卡是撒旦的一部分。格拉斯幫助我們理解撒旦。在此意義上，這部作品比絕大多數戰爭寫實小說來得偉大，它接近了戰爭的本質——惡。
作家需要發現、探索、理解惡。他首先要看到自己的惡。惡應該是文學的重要主題，但長久以來它不是。惡是有罪的，不該的。所以被忽略，摒棄。文學史出現薩德這號人物，完全是壓抑過久的大爆發。只有正視惡，才能更好地理解善。我想，這是《鐵皮鼓》的偉大。
君特·格拉斯是我迄今最喜愛的知識分子作家。我對那幫“新寓言”的知識分子，沒有太大感覺。法國人，喜歡玩精妙。可惜無論法國人的精妙，還是日本人的曖昧，我都感覺不強烈。我需要的是當頭一棒，讓我震撼與暈眩。力量感，是我個人評價作家的重要標準。俄國作家、美國作家，總體而言力量感強。前者的力量來源偏重于精神，后者偏重于現實。中國作家中，北方作家的力量感比南方的強(想想莫言和余華的作品差別)。
回到“知識分子寫作”，幾年前，《玫瑰之名》讓我對這個詞倒盡胃口(依據上述，該作品力量感為零)。我一邊閱讀一邊疑惑：《玫瑰之名》作為一部文學作品，意義何在?不能帶給我任何感動、震撼和啟迪。如若一些捧臭腳的知道分子說的那樣，這是一部“引人入勝的偵探小說”，我真想把書中的大段理論以及更為大段的注釋剪下來，疊起來，戳到他們面前，讓他們摸著心口說說，這么一堆聱牙詰屈的東西，是否真對“引人入勝”一詞沒有致命殺傷。如果知道分子們捧起另一只臭腳，說該書闡釋了某種關于亞里士多德的理論，因此它比只知奪人眼球的偵探小說深刻許多。那我倒想問：為何不直接讀論文，豈不更深刻清晰、節約時間?最終，我意識到了，《玫瑰之名》——以及其他可以想見的艾科制造——被寫出來的唯一意義，就在于展示作者風采：這位學者小說家擁有相當的知識，掌握相當的寫作技巧。至少，他比偵探小說作家深刻，比哲學論文作者會寫小說。這種窮兇極惡的知識炫耀，讓我想起北京話的一個詞：提人。指提及各路要人，并作熟稔狀。事實上，提人不能使提人者本身成為要人，就像炫耀知識的小說家，不能使作品本身具備知識或者成為好小說。我曾被迷惑過，但越來越認識到：知識不是用來炫耀，而是用來幫助認清世界的。
3. 鐵皮鼓讀后感 篇三
小說《鐵皮鼓》共分三篇，此刻我只讀了其中的第一篇，我就我讀的這一部分簡單講講我的感受。
君特。格拉斯以其十分豐富的想象力塑造了主人公小奧斯卡這個形象。小奧斯卡一生下來就能聽懂大人說話。在他出生的時候，因為兩只飛蛾擋住了燈光，使他感覺到人世昏暗，便想回到娘胎里去。只可惜為時已晚。這也為小說的后文作了鋪墊。因為小說的背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當時時代的黑暗和社會的動蕩造成了小奧斯卡對社會的不滿，對生活的不滿。他在三歲的時候自己從樓梯上摔下，將自己變成了不會說話的“癡呆”，而且不再長個，但他卻依然擁有很高的智商，而且他還獲得一種特異功能，能用尖利的叫喊聲震碎一切玻璃制品。這樣他能夠隱藏自己，保護自己，遠離了復雜的成人社會。他開始整日敲打他心愛的鐵皮鼓，躲在一旁冷眼觀察這個世界，用他的方式回避和應對這個黑暗的社會。
小說采用的是第一人稱自述的方式來描述奧斯卡的生活，并且用了回憶的方式。在小說的開篇，就寫奧斯卡居住在精神療養院里。他居住在完全與世隔離的病房里，只透過護理員與外界聯系。由此也體現出奧斯卡對當時社會的厭倦和不滿。他依舊整日敲打他心愛的鐵皮鼓，在鼓點中回憶他的往事，然后讓護理員為他拿來“清白”的紙，寫下他的回憶。那里為什么要用“清白”一詞呢，我覺得這也是奧斯卡對當時黑暗社會的一種諷刺和鄙夷。
在小說的第一篇中，當奧斯卡目睹了社會的黑暗后，便產生了厭惡之感。他不停的敲打著他的鐵皮鼓，從而發泄他對畸形社會的不滿。他也常常用他能夠唱碎玻璃的潛力，去“擾亂”社會的秩序。在他眼里，這個社會是混亂的，怪異的，無可救藥的。
小說的很多地方都是由君特。格拉斯本人的經歷和見聞寫的。他也借小說表達自己對一戰時期德國的黑暗的不滿。
4. 鐵皮鼓讀后感 篇四
安娜親身經歷了《鐵皮鼓》長達四年之久的創作過程。她經常想聽，有時也務必聽我講述小說的臨時結局，這些尚未最終確定的結局常常只是在細節上有所不同。我在寫作時經常出神，并且不停地吸煙，以致室內煙霧繚繞，安娜也許很難確認這個男人就是她的丈夫。作為她的伴侶，我肯定讓人受不了，因為我整日沉迷于我所虛構的人物世界中。我是一臺操縱著許多電路的配電設備，我與若干相互穿插的意識層面緊密聯接在一齊。人們稱之為“瘋魔”。
我在埋頭創作的同時，活得也很實在。我精心地烹調五味，一有機會就去跳舞，因為我十分欣賞安娜的長腿與舞姿。一七年九月，就在我專心致志地寫作《鐵皮鼓》第二稿時，我們的孿生子弗朗茨和拉歐爾出生了。這不是一個創作問題，而是一個經濟問題。我們每月有三百馬克的生活費，這筆錢是我隨手掙來的。在四七社一年一度的聚會上，我售出了我的素描與石版畫;瓦爾特·赫勒雷(注：瓦·赫勒雷(1922—)，德國詩人、文學評論家，文學雜志《重音》的出版者之一。透過向我約稿和采用我的稿件付給我稿酬，他生性樂善好施，間或來巴黎時就將錢帶給我，在遙遠的斯圖加特，海森比特爾(注：赫·海森比特爾(1921—)，德國“具體詩”詩人。)將我從未上演的劇作制作成廣播劇播放;翌年，我已開始雕琢《鐵皮鼓》的終稿，此時我獲得四七社文學獎，第一次賺到了一大把鈔票，總額為五千馬克，靠著這筆錢，我們買了一臺電唱機，這臺電唱機這天還能出聲，它屬于我們的女兒勞拉。
我從未參加中學畢業考試，這個赤裸裸的事實常常使我的父母感到憂傷，但是有時我認為：恰恰是這一點保護了我。因為如果我獲得了高中畢業證書，那么我肯定會擁有一個職位，我會成為夜間節目修改而將自己剛動筆的文稿鎖在抽屜里。作為一位被埋沒的作家，我肯定會對那些文思敏捷的作家滿腔怨憤，這些作家在大自然中竟然能夠洋洋灑灑，下筆千言，上天常常賦予他們靈感。
5. 鐵皮鼓讀后感 篇五
為什么歐洲作為最有文化教養的民族之一，極富組織性、紀律性、創造性的德意志民族卻俯首帖耳地為納粹服務，幾乎呈現出全民納粹，人人在黨的局面，在戰爭中實行種族滅絕政策，虐殺了幾百萬人?而更為可怕的是有的德國人這樣做不僅是出于自愿，而且還認為這樣做是獻身于自己遵循的神圣信仰。
一直有這樣的思考，但是對于這種”文化”，我始終不能釋懷。
在這部書-----《鐵皮鼓》中，我找到了答案。
作者君特·格拉斯是德國當代最杰出的文學家，與海因里希·伯爾并列為戰后聯邦德國文壇的盟主，并在1999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鐵皮鼓》1958年未及出版就贏得了當年”47社”的文學獎，1959年發表之后，更是很快贏得了國內外的贊譽。
那么讓我們來回顧一下小說的故事情節精華：
我在療養與護理院(瘋人院)里寫下我的故事，從自己出世以前很遠的時候寫起。1899年，外祖母還是一位年輕美麗的波蘭姑娘，她獨自在馬鈴薯地里干活，一名逃犯向她求救，騙過了追捕的警察，我的媽媽阿格內斯就是這名罪犯使我外祖母安娜受孕的結果。阿格內斯年輕時是個豐滿的能干的姑娘，并以熱烈的感情愛上其表兄楊布朗斯基，由于近親不能結婚，她嫁給了萊茵蘭人馬策拉特。楊·布朗斯基和我母親仍是藕斷絲連，暗地里是一對情投意合的情侶。3歲生日時我得到了媽媽送我的鐵皮鼓并與鼓形影不離。也就在此時，我決定連一指寬高度都不再長，保持3歲孩子的狀態，但是我相當的聰明，會敲鼓，并有一副超人的嗓音，能震碎所有的玻璃制品，并以此發泄對別人的敵意和憤怒。阿格內斯對丈夫從來就不曾有過愛，深愛著表兄，但對自己的行為又深感內疚。后來患了肥胖癥后對生活失去了信心，自暴自棄，最后終因食魚中毒，年紀輕輕就離開了人間。我總是孤單單，有時便到三樓去找待我很好的特魯欽斯基大娘。馬策拉特請瑪麗亞(大娘的女兒之一)管雜貨店和照看我。她把我當孩子看待，對我毫無戒心，并無意暴露她的身體隱私在我面前。我雖不愿進入成年人的社會，但我的本能又驅使我要求過正常人(包括性)的生活。當我同她睡覺時，有偶爾把我摟在懷里，親吻我的臉，我常在瑪麗亞的懷里想入非非。一個夜晚，我竟然不知不覺中與瑪麗亞發生了關系，生下了男孩庫爾特。就在瑪麗亞懷孕兩個星期后，我撞見了瑪麗亞躺在馬策拉特的下面……我父親娶了我未來的妻子，之后，我把我的兒子庫爾特叫做他的兒子庫爾特，把我所愛的、散發香草味的瑪麗亞認作繼母……
在這部作品中格拉斯從道德層面對剛剛結束的戰爭進行反思。正如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尼日利亞作家沃勒·索因卡所言：”君特·格拉斯的畢生作品是本世紀末文學世界里的道德小說。”
格拉斯沒有將重點放在戰爭本身上，而是放在了對德國社會中普通人的分析上。格拉斯通過自己的作品指出，納粹德國的興起，絕不是突然出現的偶然事件，它是與德國社會中的每個人的道德水平和劣根性分不開。
首先，普通德國人的渾渾噩噩是納粹德國興起的原因之一。《鐵皮鼓》中除主人公奧斯卡之外，幾乎所有人都缺乏思考的熱情，他們對于外部世界發生的一切無動于衷，像動物一樣被動地適應外界的政治環境的變化，不肯動腦思考變化的原因。所以他們缺乏自己獨立的判斷和明確的信仰，也就無法自己判斷自己的行動，最終只能隨波逐流。他們或是融入納粹狂潮中成為支持者，或是冷漠的納粹暴行的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