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紀念聞一多先生
人物簡介
聞一多(1899～1946)，原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湖北蘄水人。著名學者，新月派代表詩人，中國現代偉大的愛國民主戰士。其詩沉郁奇麗，具有強烈而深沉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氣質。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面亦成就非凡，郭沫若嘆為“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生平簡介
聞一多(1899～1946)，原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驊。后改名多，“五·四”以后又改名一多。著名詩人、學者，中國現代偉大的愛國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
清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1月24日)，聞一多生于湖北省黃岡市蘄水縣(今浠水縣)下巴河鎮的一個書香門第。家學淵源，自幼愛好古典詩詞和美術。五歲入私塾啟蒙，十歲到武昌就讀于兩湖師范附屬高等小學。
1912年十三歲時以復試鄂藉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大學前身)，在清華度過了十年學子生涯。其間，他學習刻苦，成績優異，興趣廣泛，喜讀中國古代詩集、詩話、史書、筆記等。1916年開始在《清華周刊》上發表系列讀書筆記，總稱《二月廬漫記》，同時創作舊體詩，并任《清華周刊》、《新華學報》的編輯和校內編輯部的負責人。
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把聞一多推入校園運動的潮流。他激清難捺，手書岳飛《滿江紅》，貼于學校飯廳門前，之后，毅然投身于這一偉大斗爭中，發表演說，創作新詩，成為“五·四”新文藝園中的拓荒者之一。并作為清華學生代表赴上海參加全國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
1920年4月，發表第一篇白話文《旅客式的學生》。同年9月，發表第一首新詩《西岸》。
1921年11月與梁實秋等人發起成立清華文學社，次年3月，寫成《律詩底研究》，開始系統地研究新詩格律化理論。
1922年7月，他赴美國留學，先后在芝加哥美術學院、珂泉科羅拉多大學和紐約藝術學院進行學習，在專攻美術且成績突出時，他更表現出對文學的極大興趣，特別是對詩歌的酷愛。年底出版與梁實秋合著的《冬夜草兒評論》，代表了聞一多早期對新詩的看法。1923年9月出版第一部詩集《紅燭》，把反帝愛國的主題和唯美主義的形式典范地結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國后，任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教務長，并從事《晨報》副刊《詩鐫》的編輯工作。后又歷任國立第四中山大學(1928年更名為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為南京大學)、武漢大學(任文學院首任院長并設計校徽)、青島大學、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政治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曾任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教務長、南京第四中山大學外文系主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長、青島大學文學院長。
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詩集《死水》，在頹廢中表現出深沉的愛國主義激情，標志著他在新詩方面所取得的進步和成就。
從武漢大學開始，聞一多開始致力于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他從唐詩開始，繼而上溯，由漢魏六朝詩到《楚辭》、《詩經》，由《莊子》而《周易》，由古代神話而史前文學，同時對古文字學、音韻學、民俗學也下了驚人的功夫，涉獵之廣，研究之深，成果之豐，郭沫若嘆為“不僅前無古人，恐怕還要后無來者。”
1932年秋，他回到母校清華大學任中國文學系教授，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1937年抗戰爆發后，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遷往湖南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他到臨大任教。1938年2月，聞一多參加臨大學生“湘黔滇旅行團”，一路跋山涉水步行3500華里，采集民謠、民歌，創造出許多描繪祖國壯麗山河風景畫。臨大遷到昆明后改為西南聯合大學，聞一多繼續在聯大任教。抗戰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發誓不取得抗戰的勝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戰到底的決心。
抗戰后期，昆明的民主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日益高漲。1943年以后，聞一多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領導下，積極投身于反對國民黨政權的獨裁統治、爭取人民民主的斗爭的洪流。
1944年他加入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民盟云南省支部執行委員，積極參加由中共地下黨和民盟同志所組織的“西南文化研究會“，談學術、議時政、研究斗爭策略;并認真閱讀馬列主義和毛澤東著作，以及《新華日報》和《群眾》雜志等革命書刊，使自己的政治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1945年，在中國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民盟中央執行委員，后又擔任云南支部宣傳委員兼《民主周刊》社社長。
同年12月1日，國民黨特務制造了鎮壓進步學生的“一二·一”慘案，聞一多滿懷悲憤，撰文揭露真相，挾擊黑暗，呼喚民主，親自為死難烈士出殯。他同廣大進步學生一起，組織了眾多的爭自由、反獨裁、反內戰的活動，起草和修改了大量的雜文、宣言、通電、抗議書等文稿，言辭激烈，旗幟鮮明，因而被國民黨特務列入暗殺黑名單，懸賞40萬元買其人頭。但聞一多無所畏懼，繼續從事各種進步活動。
1946年西南聯大開始分批北上，為了工作需要，他堅決留在昆明。在白色恐怖下，1946年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員李公樸慘遭暗殺，聞一多的處境十分危險，但他置生死于度外。7月15日，他義無反顧地前往參加李公樸先生的追悼會，面對國民黨特務，他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發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講演》，悲憤地表示為了民族“要象李先生一樣，前足跨出大門，后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的堅定決心。追悼會后，又出席了民盟在《民主周刊》社為李公樸被暗殺事件舉行的記者招待會。當天下午在回家途中即遭到國民黨特務殺害，時年不滿48周歲。
21日，西南聯大校友會召開一多先生追悼會，朱自清出席并講了話。他一開頭便憤激地說：聞一多先生在昆明慘遭暗殺，激起全國的悲憤。這是民主主義運動的大損失，又是中國學術的大損失。
接著，他詳細地敘說了聞一多在學術上的巨大貢獻。首先告訴人們，聞一多是中國抗戰前“唯一的愛國新詩人”，“也是創造詩的新格律的人”，“他創造自己的詩的語言，并且創造自己的散文的語言”。又詳盡地介紹聞一多對神話、《楚辭》、《周易》、《詩經》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強調聞一多在學術上的偉大功績，目的就在告訴人們國民黨反動派殘殺了一個多么有價值的學者，摧殘了中國學術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們對敵人更大的憤恨。最后他悲憤地說：他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常跟我們說要活到80歲，現在還不滿48歲，竟慘死在那卑鄙惡毒的槍下!有個學生曾瞻仰他的遺體，見他“遍身血跡，雙手抱頭，全身痙攣”。唉!他是不甘心的，我們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決心，一定要把聞一多的全部遺著整理出版，這是對敵斗爭的一種方法。他在給學生王瑤寫信說：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憤。其遺稿擬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編成，設法付印。后編成《聞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寫詩歌頌聞一多：
你是一團火，照徹了深淵;
指示著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
你是一團火，照明了古代;
歌舞和競賽，有力猛如虎。
你是一團火，照亮了魔鬼;
燒毀了自己!遺燼里爆出個新中國!
1949年8月，毛澤東同志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這樣說道：“我們中國人民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個人民主主義者的人們，在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了起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聞一多是近現代中西文化大交匯、大碰撞中成長起來的一位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首先以獨具特色的詩人聞名于世。聞一多詩作的數量并不算多，但卻以感情深厚、藝術精美見長。他的詩在內容上的突出特點，就是具有極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氣質，表現出深沉、熱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并從愛國愛民的真情出發，表現出對黑暗現實的厭惡，對人民疾苦的同情和美好未來的憧憬。愛國主義精神貫穿于他的全部詩作，成為他詩歌創作的基調。早在清華學生時代所作的《李白之死》《紅荷之魂》等詩中，成功地運用中國傳統的詩歌題材和形象詞匯歌唱他心中的理想與愛情。留美時期寫下的《太陽吟》《洗衣歌》《孤雁》《憶菊》等名篇，表現了他對帝國主義“文明”的鄙視和對祖國的思念。回國初期的詩作《祈禱》《愛國心》《一句話》《我是中國人》《七子之歌》等，用熾熱的情感，完整的意象，和諧的音律，表現了詩人的民族自豪感。《死水》時期的詩較之往昔之作題材更廣泛，思想更深沉，進一步接觸到了中國社會現實。《春光》《靜夜》《荒村》等詩充滿了對處于軍閥混戰中災難深重的勞動人民的同情;《唁詞——紀念三月十八日的慘劇》《天安門》《欺負著了》等詩則直接把筆鋒指向了北洋軍閥的暴行。在《發現》這首詩中，詩人面對著軍閥混戰，列強侵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現實感到困惑與不安，他“追問青天，逼迫八面的風”，但“總問不出消息”。聞一多的這些詩篇發展了屈原、杜甫創作中愛國主義傳統，具有鮮明的時代感以及社會批判的性質。《七子之歌》是聞一多先生1925年三月在美國留學期間創作的一首組詩，共有七首。分別是《澳門》、《香港》、《臺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和《旅順，大連》。其中《澳門》、《香港》、《臺灣》三首詩選入北師大版四年級下冊語文教材。
在新詩形式上聞一多既善于吸收西方詩歌音節體式的長處，又注意保留中國古典詩歌的格律的傳統，提出了一套創造新格律詩的理論，主張新詩應具有“音樂的美(音節)”、“繪畫的美(辭藻)”、“建筑的美(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聞一多的詩，是他的藝術主張的實踐。他的大多數詩作，猶如一張張重彩的油畫，他不僅喜用濃重的筆觸描繪形象，渲染氣氛，尤擅于在大膽的想像、新奇的比喻中變幻種種不同的情調色彩，再配上和諧的音節、整飭的詩句這些優美的藝術形式的框架，使他的詩成為一幅完整的藝術品。但有時由于刻意雕琢，便失去素樸與自然美的光華。聞一多所倡導的新格律詩理論和獨樹一幟的詩歌創作影響了為數眾多的詩人，并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新格律詩派，在新詩發展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頁。
聞一多的成就并不限于新詩創作與提倡新格律詩理論，他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創造性的重大成就，引起了學術思想界更為強烈而普遍的震動。應該說，聞一多在中國現代學術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在中國古代文學及古代文化研究領域的開拓性貢獻。后來他走出書齋，投身民主運動，能夠具有那樣大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同樣是和他在新詩創作及古代文學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