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五言詩的起源
現存有主名的東漢文人五言寺，數量雖然不多，但大體上可以看出文人五言詩的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下面是第一范文網的小編為你們整理的文章，希望你們能夠喜歡
第一節 五言詩的起源
五言詩是我國古典詩歌的主要形式，它和其他詩歌形式一樣，都是從民間產生的。五言詩從民間歌謠到文人寫作，經過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遠在四言詩盛行時代，五言詩即已萌芽。例如《詩經》中的《行露》、《北山》等篇已有半章或全章都是五言形式，但這不過是四言詩中偶然雜有一些五言詩句而已，當然不能算五言詩。到了春秋末期，楚國民歌出現了《孺子歌》那樣的形式(《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更晚又出現秦始皇時的《長城歌》的形式，雖然都是連句用韻，韻密而調促，而前者還帶有語助詞，但已經是獨立成篇的五言詩雛形。及至西漢，五言的歌謠諺語越來越多，其中如成帝時童謠：“邪徑敗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巔。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漢書?五行志》)這種隔句用韻的形式，音節比較舒緩協調，是五言歌謠形式的進一步發展。自漢武帝以后，這種形式的五言歌謠，大量地被采入樂府，成為樂府歌辭。它們有不少的新穎故事，相當成熟的藝術技巧，逐漸吸引文人們的注意和愛好。他們在自己的詩歌創作中試行模仿起來，于是就有了文人的五言詩。這便是五言詩的起源。
新的形式是適應于新的內容的。漢初的四言詩本是繼承《詩經》三百篇的形式，后來四言詩不能表達日益豐富的社會生活內容，作者才不得不突破舊形式，采用民歌的新形式來代替它。所以東漢初年便出現了文人創作的五言詩。東漢末年，由于社會的大動蕩，一些接近民間的文士憂生念亂，愈來愈感覺四言的舊形式不能適應，文人創作的五言詩就大量產生，而且藝術技巧日益成熟。鐘嶸在《詩品序》里說過，四言寺“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因為它“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具體地說，五言句所包含的詞和音節可以比四言句多，運用起來伸縮性也較大，所以在表達上確實更靈活更方便些。明白這一點，不僅可以了解五言詩所以興起的原因，也可以了解五言形式為作家所樂用的五言詩為什么發達的原因。
文人的五言詩是東漢才有的，相傳為西漢枚乘、李陵、蘇武等人的五言詩都不可信，這只是前人的傳聞。《玉臺新詠》把《文選》所載《古詩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等八首和另一首古詩“蘭若生春陽”題為枚乘所作，是沒有根據的。所以鐘嶸說：“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詩品序》)這是為什么呢?因為從五言詩發展的趨勢看來，枚乘的時代不可能出現這樣優美的文人五言詩。《文選》又載蘇武詩四首，李陵《與蘇武詩》三首，其中抒寫朋友夫妻離別之情，行役戰場之苦，與蘇李贈別的事無關;詩中所寫“江漢”、“河梁”、“山海”、“中州”等語，更與蘇李二人當日的情事和行蹤不合。顯然是后人假托的，或者是眾多的無名氏古詩的一部分，被訛傳為蘇李的作品。至于其他諸書所載的蘇李詩，那就更不必說了。此外《古詩十九首》中的“明月皎夜光”一首，有人認為漢武帝太初以前的詩，實是出于誤解(詳后)。《文選》又把樂府古辭的《怨歌行》題為班婕妤作，也有問題。而古樂府《白頭吟》的“皚如山上雪”一首，或又以為卓文君作，更是不可靠的。所以劉勰說：“成帝品錄，三百馀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后代也。”(《文心雕龍?明詩》可見齊梁時人已經不相信西漢時有文人五言詩了。)
第二節 東漢文人的五言詩
從文獻記載看，東漢時代的早期作家班固寫的一首《詠史》詩，內容是詠緹縈救父，漢文帝除肉刑的事，可能是他被逮洛陽獄中所作。雖“有感嘆之詞”，但“質木無文”，缺乏形象性。這說明文人初學五言新體詩，技巧還很不熟練。其后張衡作《同聲歌》，用新婚女子自述語氣，可能有所寄托。這首詩感情真摯，詞采綺麗，表達技巧已有一定的進步。如“思為莞蒻席，在下蔽匡床;愿為羅衾幬，在上衛風霜”數句，頗有樂府民歌情調，后來陶淵明《閑情賦》中“愿在衣而為領”一段，便是受了它的啟發。東漢末，桓、靈之際，五言詩作者有秦嘉、蔡邕、酈炎、趙壹、辛延年、宋子侯等。秦嘉既作《述昏》等四言詩，又作《留郡贈婦詩》三首五言詩，說明詩人已不滿于四言的舊形式，而在試探五言新體詩的創作。《贈婦詩》敘述作者秦役離家，不得與其妻面別的惆悵情緒，如云：“長夜不能眠，伏枕獨輾轉。猶來如尋環，匪席不可卷。”又云：“河廣無舟梁，道近隔丘陸。臨路懷惆悵，中駕正躑躅。浮云起高山，悲風激深谷。良馬不回鞍，輕車不轉轂。”以整齊排偶的語言，寫真摯深厚的感情，樸素自然中表明了文人學習五言寺的技巧已漸趨熟練。蔡邕的《翠鳥》以鳥自比，反映了作者遭遇迫害，幸脫世網的心情。酈炎的《見志詩》二首表示作者不信宿命的思想、超邁絕塵的雄心壯志和賢材被抑不用的感慨。特別是趙壹的《刺世疾邪賦》篇末二詩，揭露東漢末年政治社會的黑暗，充滿憤激情緒，其第一首有云：“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使人聯想到李白的詩句：“萬言不值一杯水!”正是封建文人生不逢時的共同命運。
東漢的文人五言詩之所以日趨成熟，是和學習樂府民歌分不開的。上述幾首詩，無論語言風格、比興手法等方面，都可以看出樂府民歌的影響。但其影響最顯著、藝術成就最出色的則為辛延年的《羽林郎》和宋子侯的《董嬌饒》二篇。前者寫胡姬的抗拒豪強，后者假設桃李和采桑女子互相問答，感嘆盛年一去，即遭捐棄的不幸命運。風格逼近樂府民歌。不但表現技巧純熟，而且深得樂府民歌的精神。現錄《羽林郎》一篇如下：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后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馀。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膾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人和愛后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渝。多謝多吾子，私愛徒區區。
辛延年、宋子侯，生平不可考，可能是熟悉樂府民歌的下層文人。《羽林郎》是樂府中的“雜曲歌辭”。它反映漢末官僚貴族、豪強惡霸對人民橫加欺壓的不法行為，故事情節頗與《陌上桑》相似。詩中極力描寫胡姬服飾的豪華，有模擬《陌上桑》跡象。胡姬拒絕金吾子的調戲和引誘，顯示了她的堅貞不屈的品格，這也和羅敷一樣，都是民間女性中的光輝形象。詩中的故事、對話、結構和夸張的描寫方法都具有樂府民歌的特色。
此外，東漢末年還有數量不少的無名氏“古詩”，其中一部分代表了那時文人五言詩的最高藝術成就，也標志著東漢文人五言詩成熟的新階段。
第三節 古詩十九首及其他
前面提到的無名氏“古詩”，可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古詩十九首》載于《文選》，因為作者姓名失傳，時代不能確定，故《文選》的編者題為“古詩”。關于《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和時代，歷來有許多推測，或謂枚乘、傅毅，固不可靠;即曹植、王餐也是揣度之辭。因為從詩歌發展上看，不但枚乘，即與班固同時，才名又相伯仲的傅毅也不可能對五言詩取得這樣的成就。至漢末建安中，洛陽被董卓焚毀，早已化為灰燼。曹植《送應氏》詩就描寫過它的蕭條景象。而《十九首》的詩人眼中的洛陽還是兩宮雙闕、王侯第宅尚巍然無恙，冠帶往來游宴如故。何況洛陽未遭破壞之前，王粲尚幼，曹植并未出世。后人又有據“明月皎夜光”的“玉衡指孟冬”一句斷定這首詩為漢武帝太初改歷以前的作品。其實這是誤解。這里的孟冬不是指季節月份，而是斗星所指的時刻，不能作為西漢時已有五言詩之證。據我們看，這些古詩雖不是一人所作，但風格內容大體相同。其產生的時代，先后距離必不甚遠。再從文人五言寺的興起和發展以及有關歷史事實綜合考察，估計《古詩十九首》的時代大概不出于東漢后期數十年之間，即至早當在順帝末年，至晚亦在獻帝以前(約公元140-190)。
《古詩十九首》的作者既非一人，所以它們反映的思想內容是很復雜的。大體說來，其中有寫熱中仕宦的，如“今日良宴會”、“西北有高樓”、“回車駕言邁”三首。有寫游子思歸的，如“去者日以疏”、“明月何皎皎”及“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凜凜歲云暮”、“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八首。有寫人生無常，及時行樂的，如“青青陵上柏”、“東城高且長”、“驅車上東門”、“生年不滿百”四首。有寫朋友交情的涼薄的，如“明月皎夜光”一首。此外還有主題不明確的，如“涉江采芙蓉”和“庭中有奇樹”二首，可能是指夫婦，也可能是指朋友。“冉冉孤生竹”一首，表面上是思婦之詞，也可能別有寄托。“迢迢牽牛星”一首，表面上是詠物的詩，實際上也是借牛女雙星比男女離別之情。《古詩十九首》的思想感情雖然復雜，但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對人生易逝、節序如流的感傷，大有汲汲皇皇如恐不及的憂慮。如“今日良宴會”云：“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回車駕言邁”云：“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青青陵上柏”云：“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生年不滿百”云：“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所有這些，都是失意士人正當社會大動亂的前夕，對于現實生活和內心要求的矛盾、苦悶的反映。
《古詩十九首》的作者通過閨人怨別、游子懷鄉、游宦無成、追求享樂等等內容的描寫，表現了濃厚的感傷情緒。他們和樂府民歌的作者不同，大都是屬于中小地主階級的文人，為了尋求出路，不得不遠離鄉里，奔走權門，或游京師，或謁州郡，以博一官半職。這些人就是詩中所謂“游子”和蕩子”。他們長期出外，家屬不能同往，彼此之間就不能沒有傷離怨別的情緒。這對思婦來說，就會有“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顧反”、“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的嘆息;對游子自己來說，就會發生”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和“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的感慨。前面提到秦嘉的《留郡贈婦詩》，正好說明這種情況。徐干(中論?譴交)篇敘述漢末游宦風氣之盛以及公卿大夫、州牧郡守，下及小司，莫不以接待賓客為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送往迎來，亭傳常滿”。于是士人“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竊選舉，盜榮寵者，不可勝數”，“桓靈之世，其甚者也”。最后他對這一社會病態提出批評道：“且夫交游者出也，或身歿于他邦，或長幼而不歸，父母懷煢獨之思，思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絕，閨門分離。無罪無辜，而亡命是效。……非仁人之情也。”由此可見，那時候為什么“游子”、“蕩子”會這樣多;《古詩十九首》中所流露的游子思婦的感傷，正是東漢末年政治社會的真實的反映;其中濃厚的消極情緒更是封建統治階級走向沒落時期的反映。至于那些“游子”和“蕩子”或出身于太學，或起家于征辟，大都是有較好的文學素養之士。其中有遇時不遇時，有得意不得意，失意的人羨慕得意的人。當他們游宦四方，想著策高足，據要津，卻得不到幫助時，就不免憤憤不平地慨嘆：“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失意者的牢騷就是這樣來的。試看那時陳重、雷義互相推薦的友誼被人稱為比膠漆還堅固，就可以了解詩人的心情了。他們既然落拓失意，自然容易感到寂寞、苦悶，所以一當聽到動人的“慷慨有馀哀”的清商曲調隨風傳出樓外時，不禁觸物興感，自然而然地沉吟：“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而由此出發的消極情緒也會油然而生，于是“人生非金石”、“人生忽如寄”、“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等等想法都來了。加以東漢末年已是大亂將臨的時候，到處農民起義，嚴重地威脅著剝削階級的每一個人。在此危機四伏、朝不保夕的環境中，那些感到人生短促、沒有出路的游子，眼前看到京洛等地的繁華，又不禁發生一連串的縱情享樂思想：“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甚至秉燭夜游的想法也都一齊來了。這就是《古詩十九首》的全部思想內容，也就是東漢末年現實生活的一個側面鏡頭。它們的思想價值雖不高，卻也有一定的歷史認識意義。
《古詩十九首》的藝術成就是很突出的，在我國早期的五言抒情詩中，這樣優秀的作品也是比較少見的。因此，自魏晉以來一直受到作家們的重視，歷來批評家對它的評價都極高，甚至有過譽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的。《古詩十九首》所以能取得這樣卓越的藝術成就，主要是作者從學習樂府民歌的基礎上汲取營養的結果。由于作者都是中下層文人，沒有能夠接受民歌的戰斗精神，只在藝術方面接受了它的影響。他們有著較高的文化素養，在某些表現方法上，同時也接受了《詩經》、《楚辭》的優良傳統，因而造成一種獨特的藝術風格，成為我國文學史上早期抒情詩的典范。
《古詩十九首》的主要藝術特色是長于抒情，其抒情方法往往是用事物來烘托，融情入景，寓景于情，二者密切結合，達到天衣無縫、水乳交融的境界。例如“迢迢牽牛星”一首：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作者通過假想的牛女形象的描繪，抒寫男女離別之情，通篇全是寫景，而情在其中。這關鍵就在“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及“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等句。因為這幾句仍然是扣緊織女的形象和現實的景物來描寫的，所以讀者只覺得是泛泛寫景，而織女的離愁卻輕輕地點了出來。這首詩雖從《詩經?大東》化出，而寫天上無情的雙星，居然像人間綢繆的夫婦，情景相生，真有化工之妙。又如“明月何皎皎”一首：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傍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這首詩寫一個久客思家不能成寐的游子，對著照射羅幃的皎皎月光，愈加觸動了鄉愁。自然愁思是壓不下去的，只得攬衣而起，徘徊空房之中，不覺自言自語：“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這時明月滿地，夜涼如水。索性打開門來走出去望一望千里相共的明月吧。他躊躇四顧一下，除了一片茫茫的月光什么也看不到，滿懷愁緒，向誰去傾訴呢?不得已回到房中，不覺落下淚來。通篇只起頭二句是寫景，以下全是寫情，而月明如晝的景色悉在其中，那個“憂愁不能寐”的主人公的全部形象都被浸在月光之中照得格外鮮明。
五言詩的起源
《古詩十九首》的另一顯著的藝術特點是善于通過某種生活情節抒寫作者的內心活動，抒情中帶有敘事意味，使詩中主人公的形象更鮮明突出。例如“西北有高樓”一首寫一個追求名利的失意者的心情，并不抽象地寫他如何懷才不遇，失路傍徨，卻通過高樓聽曲這一具體事件的描繪，無意中流露了對那位歌者的同情：“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從而表明了主人公對那個聞聲而未見面的人是一個曠世知音;也表明了自己生不逢時的侘傺無聊;最后希望化為雙鴻鵠同她一起奮翅高飛，更表明了主人公是個如何奮發有為，而又四顧無侶的形象。又如“凜凜歲云暮”一首描寫一個思婦懷念良人，夢醒后惆悵感傷的情緒。這是一個螻蛄悲鳴、涼風凄厲的冬夜，詩中的女主人思念著她的丈夫睡不著覺。她想到天氣已寒，而游子還沒有寒衣，想到寄錦衾，路途又是如此遙遠。想來想去，忽然篤念舊好的良人枉駕來迎，她喜出望外地想，從此攜手同歸，長相親愛，這是多么快樂呀!誰料那良人“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竟自無情地走了。心里十分懊惱，原來卻是一夢。她當時恨不得飛到良人那邊。引領遙望，好像良人還走得不遠。此時這位女主人似夢非夢，似醒非醒，只覺得涼風拂面，螻蛄滿耳，潮水般的眼淚直涌出來，沾濕了雙扉。寫到這里，一個孤獨無聊的思婦形象就如在目前。這樣抒情敘事雙管齊下的寫法還很多，“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等篇都是如此。
《古詩十九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善于運用比興手法，襯映烘托，著墨不多，而言近旨遠，語短情長，含蓄蘊藉，馀味無窮。例如“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顧反”(“行行重行行”)，“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明月皎夜光”)等句都是。尤其溫麗清新、自然貼切，富于“風”、“騷”意味的莫過于“涉江采芙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樹”等首。“冉冉孤生竹”既以孤竹結根于泰山起興，又以兔絲附于女蘿為比，下面“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四句，則是比中之比，層出不窮，既有新婚少婦光華艷麗的形象，又有草木零落、美人遲暮的感慨，深沉儲蓄，而不盡之情自在言外。
《古詩十九首》的語言不假雕琢，淺近自然，但又異常精煉，含義豐富，十分耐人尋味：這也是一個特點。例如說：“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行行重行行”)，“同心而離居，快傷以終老”(“涉江采芙蓉”)，“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孟冬寒氣至”)，一種真摯深厚的感情可以想見。“洛中何郁郁，冠帶自相索”(“青青陵上柏”)，官僚們鉆營馳逐的情況可以想見。“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明月皎夜光”)，失望的心情可以想見。寫景如“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回車駕言邁”)，“回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東城高且長”)，疊字如“青青河畔草”和“迢迢牽牛星”，雙關如“客從遠方來”的“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都是語言方面的特點。
《古詩十九首》的高度藝術成就是五言詩已經達到成熟階段的標志。
《古詩十九首》以外的無名氏“古詩”散見于《文選》、《玉臺新詠》等書的還不少。其中除《上山采蘼蕪》、《十五從軍征》二首已在上章樂府詩中論述外，尚有“蘭若生春陽”、“新樹蘭蕙葩”、“步出城東門”等首也是游子思婦之詞;“悲與親友別”一首則是送別親友之作;“橘柚垂華實”一首借詠物以寓人材被棄之感。以上諸詩的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基本上與《古詩十九首》一致，而“新樹蘭蕙葩”的韻調尤其相似，可以認定都是同時代的作品。
還有《文選》中題為蘇武、李陵的五言詩共七首，一般稱為“蘇李詩”。這幾首詩不是蘇武、李陵所作，前人早有定論。但有人認為出于齊梁時代，未免估計太晚。因為顏延之的《庭誥》早已談到李陵詩的真偽問題(見《太平御覽》五八六)，裴子野《雕蟲論》也有“五言為家，則蘇李自出”之語。我們根據詩的內容、風格和詞句來考察，大致可以肯定它們的時代與《古詩十九首》接近。
這批古詩的主題都是為送行贈別而作，有送朋友遠游的，有送丈夫從軍的，詩中或稱“征夫”，或稱“游子”，或稱“行人”。大抵纏綿悱惻，表現了親友深厚的感情，特別是“結發為夫妻”一首有云：“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嘆，淚為生別滋。”又云：“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寫夫妻離別之情非常令人感動。
劉勰曾說“古詩”是“五言之冠冕”，這話并不過分。就“古詩”所達到的成就及其在詩歌創作上所產生的影響來說，它在我國文學發展過程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